这是西安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写给学生和家长的“万言信”，他称之为“心灵告白”。而我们，被其间流露的真挚情感，以及对中国教育的真诚思考而深深打动。

　　中国教育沉疴已久。对“应试教育”、“功利教育”的指责也一直不绝于耳，亦包含本报对早已变异的奥数班现象的连年呐喊。然而，这问题太沉太重，至今，成千上万的孩子，依然生长于这看起来已固化的教育理念之下。孩子们的眼镜片厚了，心灵愈加脆弱，成长依然迷茫。

　　“教育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杨林柯老师如是形容自己的教育观。他阐述自己的教育理念：“就是震撼心灵、开启智慧、健全人格。目的是要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进而达到独立行动，成为一个心灵博大、精神坚强的人。”相对于当下被演绎到极致的、以升学率为唯一评价标准的应试教育，他认为通识教育和全人格教育从长远来看对孩子更有利，然真正的改变，看起来何其缓慢何其艰难。

　　“如果我们让学生的词典里只有‘拼搏’、‘奋斗’、‘成功’几个可怜的词，那么请问：学生的生活在哪里?生命在哪里?那种把生活与幸福不断滞后的教育注定不是成功的教育。因为生命是不能保存的，一切也都是有保质期的，六十岁时你能回到十六岁吗?用什么呵护生命的快乐与生存的质量?”

　　这是他对整个中国教育的呼喊和发问。

　　这位主张教育是“良心工程”的高中语文老师，于信中贯穿着他的困惑与痛苦。而他的思考，或许难免个人的主观性，或许也失之于片面，但字里行间，却是真挚的、温热的，充满着对教育的热爱和激情，其热切呼喊与深深忧患的背后，紧紧勾连着孩子们的未来，乃至中国的未来。我们刊发这封信，一方面是为了与读者分享他的观点，同时也希望和亲爱的读者们一起来思考：杨老师的大声疾呼可有道理?孩子们如何成长?以及中国教育的明天在哪里?

　　这几天一直比较纠结，因为几位家长的“上帘卷西风访”，我被告到校长那里。对一个“资深”教师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严重事件。虽然我可以理解各方所持立场，但面对时仍有许多困惑。不久前开家长会，会后，有一位家长和我交流，说了一些赞扬和鼓励的话，说现在像我这样的教师真是太少了，不仅教书，还要做孩子的心灵导师，真不容易，甚至说到“崇拜”一类的话，这种话我已经听多了。我曾告诉学生，不要崇拜任何人，也不要让人家崇拜你自己，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是不可多得的无价之宝，这是现代意识。听到学生家长又在说“崇拜”一类的话，我立马插话：“不要崇拜，我和孩子是朋友。”我告诉家长，其实我一直在教育我自己，这不是谦虚，而是一种自我的需要。

　　没想到第二天，风云突变。领佳节又重阳导找我“谈话”，说几个家长对我有意见，主要是学生听了我的话之后对一些东西不相信了，爱怀疑了;对家长的话也不怎么迷信了，甚至用事实、道理和家长辩论;说我上课讲了批判性的话，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对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应该用“正面的、阳光的”东西教育孩子。意思大致就这些。

　　我深深理解领佳节又重阳导的苦心，在教育市场化的现实背景下，家长缴了学费，买的就是学校的教育服务，作为“服务单位”的学校，为了“可持续发展”，能不考虑“上帝”的要求吗?

　　其后，虽然我做了一些解释说明，但在不同的思维空间里交流，似乎很累。实际情况是，个别家长的一面之词能说明一点问题，但却容易遮蔽更大的问题。我联系一些大学生自杀以及杀人的事实讲了我的价值选择理由，我希望用人生教育统摄和抑制应试教育下的功利冲动，把生命教育、理想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当然从现实生存的角度，高半夜凉初透考成绩也是很重要的，但必须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要用人生大目标统摄高半夜凉初透考小目标，目标高远，行动才会更有力。

　　就这样，我一下子进入一个夹缝之中：一边是一些学生以及家长的夸赞与“崇拜”，一边是个别学生家长的排斥与“上帘卷西风访”，我心里五味杂陈。

　　1

　　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生命不要沉沦下去，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用处，在教育行动中，让孩子明白活着要寻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仔细想想，家长们也有他们的依据，不管他们是官半夜凉初透员还是百姓，成功还是不成功，他们的孩子毕竟要进入这个世界，要和这个世界建立一种认同，要听“大人”的话。毕竟这个社会是由“大人”主宰的，如果孩子有叛逆之思，或者不好好学习，考不上好大学，让他们的面子往哪里搁?家长们的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有个别家长对我有很大的误会。

　　回到我自身，我的教育理念就是：震撼心灵、开启智慧、健全人格。目的是要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进而达到独立行动，成为一个心灵博大、精神坚强的人。在知识教育中我努力实践通识教育和全人格教育，我觉得，通识教育和全人格教育从长远来看对孩子更有利。

　　再从功利目的上来说，有些孩子不会写文章，关键是没思想，胆识才气都从思想而来，没有读书与生活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如何形成思想?我们常说“人文精神”，其实“文”的问题根本上是“人”的问题，“文”是由人的内在气脉发出来的，喷泉里出水，血管里冒血，文章就是一个人内在生态最直观的反映，也是一个人最根本的存在。

　　教师的眼里要有生命，要有人，不能只有“教育”。我并不想证明自己的超越。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生命不要沉沦下去，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用处。在教育行动中，让孩子明白活着要寻求价值和意义，要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在一个社会的诸多系统中，教育是推动社会、改变社会最重要的基础系统，它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合格公民的主要任务。我自知能力有限，影响力有限，但无数能力有限的人行动起来，这个世界就有了改变的希望。虽然我们把教师打扮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需要追问的是，谁在真正塑造孩子的灵魂?

　　从另一角度看，人们只看到教师社会地位提高了，学校收费似乎也不少，但如果深入教师们的生活深处、内心深处，看看教师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有假期，但假期常常补课;有双休日，但周六都在上课;错过了好看的电影，不知道歌星的名字，读书充电的时间很有限——在教育产业化的大潮中，学校成了“服务单位”，要让学生和家长满意，要让上级领佳节又重阳导满意，教师们不仅要面对“一仆二主”的外在尴尬，还得面对良心审判的内在羞愧，在“让他人满意”和“让自己满意”之间很难和解，经常得忍受内心的撕裂与痛苦的煎熬。

　　虽说外在的量化考评涉及学校的生存和教师的待遇与尊严，但毕竟教育是良心工程，良知的声音是教育最本真的力量。在与外在的各种矛盾与困扰的斗争和妥协中，那些有良知的教师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努力。

　　2

　　教师所给学生的毕竟有限，而让学生有精神饥饿感，自己努力去寻找家园，就有了终生学习和进取的不竭动力。

这些年来，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我几乎把一切时间都用在读书学习上，甚至上厕所、晚上泡脚都在阅读。我每年的阅读量绝不会少于1000万字，写读书笔记约在8-10万字，写文章和教学随笔不下30篇(这些与学校要求无关)。

　　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稻粱谋，更不是为考个什么文凭获得体制认可，主要是想从精神上得救，发现真莫道不消魂相，寻求真理，进而影响学生和我周围的人。在一个问题较多的语文环境中，我希望自己本身成为一种丰富的语文资源，在一个训练越来越多、读书越来越少的现实背景下，用自己的读书带动和影响学生，实现更高的教育价值。我知道自己道行不深、修佳节又重阳炼有限，只是努力想成为一个后知后觉者，不想让孩子像许多庸碌之辈一样成为不知不觉者。

　　我知道，观念世界是一个僵化的世界，妄想把一些东西简单注入大脑的做法是可笑的，根本是心灵在起作用，而心灵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外在的教育再好，必须通过内化起作用。所以，最好的教育往往是自我教育，对于教师尤其是文科教师来说，对学生最好的教育首先是教育好自己，让自己走向世界的高处，走向真理，然后才能对学生有一些精神辐射。如此来看，教师不过是一个学生而已，要不断学习，不断吸收，并去粗取精，不断消化，吃草挤奶，所以，我强调读书。因为教师所给学生的毕竟有限，而让学生有精神饥饿感，自己努力去寻找家园，就有了终生学习和进取的不竭动力。

　　至于家长说到的具体问题：比如说孩子不太相信一些新闻报道，说受了我的影响，因为我确实说过“不要活在新闻里，生活比新闻大得多”一类的话，目的是要学生学会理性思考、独立判断，不要因为好新闻就简单肯定：“形势一片大好”，也不要因为坏新闻就得出“社会腐佳节又重阳败，人心不古”的结论。

　　任何新闻都是社会的一个点，生活比新闻大得多，要放开眼光，自己去看;使用大脑，自己去想，大脑中要多一些问号，不要只是感叹号，要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和追问，不要满足于别人给你的现成答案。对生活的判断要警惕极端化思维，或天堂，或地狱，神圣化或妖魔化都是不对的。我给学生推荐熊培云的《自由在高处》，就是希望学生能走向高处，因为在低处只会区分大小高下尊卑，而在高处才会发现世界原来是平的(让学生学会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有博大的心胸难道不好吗?)。

　　对于大人物，我让学生不要盲目迷信，我给学生推荐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就是要让学生知道，大人物其实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并不是特殊材料构成的，不近人情的;大人物也并不是哪方面都伟大。

　　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我不希望他们像我当年受的教育，英雄偶像都是大人物，高高在上，不近人情，而不告诉我们，他们其实很亲切，他们也是人。

　　3

　　如果我们让学生的词典里只有“拼搏”“奋斗”“成功”这几个可怜的词，那么请问：学生的生活在哪里?生命在哪里?因为生命是不能保存的，一切也都是有保质期的，六十岁时你能回到十六岁吗?

　　认识光，也得认识光在另一面的投影，这样，认识才是全面的;对社会的认识也是一样，社会不存在什么“纯洁城堡”，学校不是，家庭也不是，所谓“纯洁”也只是相对而言。况且，学校也不是一个教育真空，社会不可能被隔离在学校之外。社会现实的各种正面或负面的东西在信息传媒技术如此发达的当代，不通过学校也能够获得。

　　为了保护孩子，要告诉他们早晚要进入的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理想和美好，甚至有一些残酷，但必须直面这种残酷，让他们对不好的东西提前有一些预期，免得“见光死”，出现精神的扭曲与异常。近年来学生自杀事件很多，是为什么?需要我们好好想一想。

　　长期以来，我们对学生进行的只是“成功教育”，是出人头地的功利教育，革莫道不消魂命加拼命，学习不要命，头悬梁，锥刺股，一心只为考大学。我们当年是点着煤油灯上晚自习，以至于许多同学的头发被烧，晚自习为防止打瞌睡，就吃大葱、吃辣椒。“比、学、赶、帮、超”这是我们当年的口号，以致于我身体差到感冒一次两个月不好，一米八的个子体重只有110斤。现在的口号更离奇，“不成功，便成仁”等等之类，各种激进的口号让人啼笑皆非。

　　如果我们让学生的词典里只有“拼搏”“奋斗”“成功”这几个可怜的词，那么请问：学生的生活在哪里?生命在哪里?那种把生活与幸福不断滞后的教育注定不是成功的教育。因为生命是不能保存的，一切也都是有保质期的，六十岁时你能回到十六岁吗?用什么呵护生命的快乐与生存的质量?

　　我提出：享受学习过程!就是希望学生找到兴趣，找到方向，关注过程，不要只盯着成绩，因为成绩永远是一个变量，而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不是因为考大学才需要学习，为了生命的幸福，终生都需要学习。为什么很多大学生厌学，就是只把大学作为人生目标，甚至认为是自由天堂，但当学生真正走入大学以后才发现，和自己真正的理想有很大距离，自己努力追求的东西到手后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快乐，失落感随之产生，加上学生心理上的断乳，生命教育的缺失，有不少学生困惑、迷茫，也有学生麻木、沦落乃至走上绝路。要追问责任，大的社会原因不说了，要说具体原因，我觉得中学教育难辞其咎。

　　六年中学教育，这是人生最重要的六年，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大都在这个阶段建立起来，对社会的基本认识也是在这个阶段建立起来。回顾一下我们的中学教育，学生们六年都干了些什么?

　　一位毕业班学生申斥道：“我们除了做题还学会些什么?”问虽极端，但说出了学生的心里话。我们在应试选拔教育的同时，几乎没怎么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爱的教育、法律意识教育、审美教育，大部分时间只是在搞训练，学校成了训练集中营。由于教育本质目的缺失，导致应试性的功利人格遍布校园，生命里面空空如也。一些学生不会正常地思考问题，缺少常识，大脑简单，思维模糊，感情细腻，精神脆弱，缺少责任感，一遇到问题易走极端，忽视了自己是社会大生命链中的一环。

　　看起来长大了，但长大的只是肉体，精神依然在幼儿阶段，很不成熟。因为我们的教育让孩子读书很少，训练很多，孩子们把大量时间都用在做题训练上，很少顾及生命的内在意义。有些家长也不让孩子看课外书，认为那是浪费时间，耽误学业，也不希望教师讲所谓“课外”的东西，只讲与考试有关的。而一个优秀的教师恰恰表现在能够突破课本及课堂限制，让学生看到和触摸到一个比课堂更大更真切的世界，让孩子的心灵更宽广，精神更强大，防止成为“单向度的人”。

　　有人戏言：“中国教育比中国足球还没希望。”但抱怨失望有什么用呢?就像母亲对一个不争气的孩子，真正的教育者从来没有放弃对教育的希望。

　　记得一句话：世界如此糟糕，你要心理强大。教育是造心工程，造就一颗强大的慧心就有了探求世界、追求理想、建立意义的不竭动力源泉，也就有了呵护生命安全的坚强屏障。

　　4

　　对于语文，我有十几年的高三教学经验，我认为考学训练是低技术含量的工匠活，几个月就够了，而知识积累、思维训练、精神涵养等等这些“内功”则主要在平时。语文成绩中，“显性成绩”是考试量化，“隐性成绩”则是生命成长。

也许有家长会说，扯这些干吗!让我娃考上重点大学就行了。虽然我知道中国的大学办得并不是很好，但我还是要告诉学生，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努力去考大学，在一个身份社会，大学文凭就是你一生的文化身份，“一本”和“三本”的利益含金量还是不一样的。当社会都在认可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努力争取，在现实功利上可能会吃亏。

　　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高中三年就是人生最紧要的三年。对于语文，我有十几年的高三教学经验，我认为考学训练是低技术含量的工匠活，几个月就够了，而知识积累、思维训练、精神涵养等等这些“内功”则主要在平时。语文成绩只是语文学习和人格训练的副产品，而且有“显性成绩”和“隐性成绩”之分，“显性成绩”是考试量化，“隐性成绩”则是生命成长，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就像身高体重与身体健康，我们不能只管身高体重而不管身体健康。

　　我自知生存靠社会供养，回报社会能力有限，人微言轻，似乎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我又不想满足于无意义生存，总想给这社会留下点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会活到哪一天，因为年龄一到，血压老高，天天服药，似乎有很多书要读，似乎有很多事要做，似乎有很多文章要写，但工作及各种事务把人的时间撕成碎片，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也似乎被撕成了各种碎片。生命短暂，鲁迅说：“抓紧做!”但我能做什么呢?教书和读书写作似乎成了我生命最后的选择。我自认为40岁以前为了生存需要做了许多没有多少意义的事情：出书几十本，但都是速朽玩意儿;比起农民工，挣钱也算不少，但发现钱不过是一个不断在贬值的身外之物。我为自己的生命做了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而为自己的生命做事难道不也是为这个世界做事吗?

　　记得一句话：“死人的墓碑如果不立在活人的心中，那这人便真的死掉了。”如果有一天肉体消失了，精神还能留在这个世界上某些生命里面，难道不是生命的延续吗?

　　作为教师，教书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我别无选择，只希望在学生的精神世界里延续一下我的生命，这在至高者看来，是多么渺小的一件事，因为一切都只是过程而已，谁也无法保证永垂不朽。但在我，又是多么看重的一件事。

　　仅此而已。

　　5

　　我希望给课堂灌注一点生气，给语文一双飞翔的翅膀，让学生在思想中学会思考与写作，让他们在把许多东西忘掉之后能够真正留下一些东西。

　　至于说到我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历史文化的批判乃至于对教育或者学校某些做法的批判，有家长认为是“牢骚”，我要说：“我不是屈原，我没有冤屈。”我有车有房，家庭幸福，儿子也有工作，有很多尊重我的同事和朋友。我也很感谢学校这些年来给我的包容和相对的自由，能让我做一个有尊严的教师，能够在一个很小的精神空间中影响这个社会，传达一种精神的能量，从而给学生带来一丝温热。我希望给课堂灌注一点生气，给语文一双飞翔的翅膀，让学生在思想中学会思考与写作，让他们在上了大学把许多东西忘掉之后，能够真正留下一些东西。

　　再从实用价值来说，批判是思想发展的必备素质，年轻人就要狂一些，该谦虚谦虚，该骄傲就得骄傲，因为谦虚是认可别人，骄傲才是认可自己，骄傲也可以让人进步。可当下的教育就是让孩子不断认可定论，记“标准答案”，把孩子搞得一点脾气都没有。许多孩子小时候活蹦乱跳，上学后渐渐变得呆头呆脑，小时候还像哲学家，爱思考大问题。越长大越世故、越深沉、越谦虚，其实是越来越失去自信。而自信正是人格核心。

　　我们只说孩子作文写不好，得不上高分，没有思想的作文怎么能够得高分。如果我们不让孩子去触碰大问题，不去关心社会，不去思考自己，不直面人生，如何能写出像样的文章。我们所想要达到的目标和我们采用的手段之间岂不是南辕北辙?而且，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最后走上社会只能被人牵着鼻子走。

　　6

　　回头望，20多年了，我还在这个讲台上“活”着，因为我的同事和熟人里，从20多岁的青年人到40多岁的中年人，为教育“献生”的并不是绝无仅有;但还有些面对这种教育现状早就落荒而逃，做官或做生意去了。

　　从内心来讲，我是把这些孩子当我的孩子来教的，希望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虽然我做得不够好，但一直很卖力。我认为，教育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就此而言，教师最大的成功就是能够影响别人的大脑和心灵。打动学生，先要打动自己，说服学生，先要说服自己。为了孩子，我顶着压力探索课堂改革之路，为了孩子，我在上课的激情与浪漫中常常忘掉自己。我天生愚笨，又不会“巧干”，但我觉得，顺应外界不难，放过自己不易。对于语文教学，我觉得技巧并不是最重要的，“讲什么”永远比“怎么讲”要重要，在一个道德技术化的泛表演时代，总得有人冒傻气。

　　当然，作为一个教师，一定会有许多孩子喜欢你、认同你甚至“崇拜”你，但也一定会有孩子(或家长)误解你、反对你甚至“藐视”你，因为人的价值选择是多元的。在现有体制下，学生无法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老师，老师也无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可育之材”，一切全靠行政之手调配出的“缘分”。喜欢不喜欢都是“缘分”，对于学生而言，适合自己的好教师可遇而不可求，对于教师而言，也看是否碰上投合自己方法与理念的“有缘之人”。学生和教师都没有互相选择的自由。教材也很难自由选择，虽有选修课，但哪个学校真正让学生们“自由选修”呢?在一种别无选择的力量面前，教师和学生的思考也必须“体制化”。孩子们从小就被迫适应“二元话语系统”，要学会说“道德的语言”，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要不断认识“语境”的厉害。

　　王富仁说：“只有真实的表达才会有健全的人格。”可在“经验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分佳节又重阳裂中，孩子们只能在“听从外界”与“听从心灵”的痛苦选择中不断地陷入困惑与矛盾(我们文史教师们何尝没有矛盾与分佳节又重阳裂呢?)，孩子说话写作哪敢随便造次，在分数统帅一切的逻辑背景下，谁敢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说这些，不得不交待，在中学，我是为数不多的追求个性的老师之一。我认为，思想只有经常保持自由的状态，才能具有勃勃的生机，但是，“教育意味着将一种观念加以强化从而忽略了那些‘缺席者’，面面俱到的教育，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已经失去了‘教育’的目的，教育者总不得不替受教育者作出选择(汪丁丁语)。”这就使教育成了一种“自由选择”的艺术。一种价值的被选择，意味着另一种价值的被忽略。要一个有具体风格与个性追求的教师，来满足无数个有个性追求与风格喜好的学生，不是一种奢望，也可能是一种强加。

　　我认为，人，不是人民币，无法让每个人满意。当然，人人都喜欢的“超人”型教师可能是有的，但至少我不是。在一些知识观点的表述上，我往往是本着心灵与良知的自由，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这些，我们的民族难道不需要吗?

作为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不只是知识和语言，更多的是人格精神，身教重于言教。教师对于学生来说不仅是一种知识资源，更是一种精神资源、文化资源，教师是教育最重要的生产力。“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不只是口号，更应该是一种实践。

　　回头望，20多年了，我还在这个讲台上“活”着，因为我的同事和熟人里，从20多岁的青年人到40多岁的中年人，为教育“献生”的并不是绝无仅有;但还有些面对这种教育现状早就落荒而逃，做官或做生意去了;更多的，作为精神意义上的“传道者”的教育生命已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个教育符号。因为活着需要一个凭借，逃避自由只是为了躲开生存的恐惧，而我在一个夹缝中还能“存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安慰。

　　20多年来，眼看着我的同学们一个个成了各自小圈子里面的领袖，眼看着一个个年轻人成为自己的领佳节又重阳导，被称这个“长”那个“任”，我很为他们感到高兴，当然也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一个人“不上进”或“出不了头”，易被认为是“无能”。但我想，不管世界如何与你交换轻蔑，一个人总得看得起自己，珍视自己存在的价值，当世界在给你做减法或除法的时候，你得学会给自己做加法或乘法。在我看来，不管骑白马的是王子还是唐僧，也不管身高与影子是否成正比，我们总得面对这个神奇的世界。我只是想说，人总得守住点什么，仰望点什么。

　　7

　　我告诉孩子，要常想三个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没答案，却最有意义，它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引向高处。

　　最后，我想给“上帘卷西风访”的几位家长说几句话。

　　我不知是因为我的一些话语灼伤了孩子敏感的心，还是我讲的什么和你们从小接受的教育相悖，抑或是因为孩子学习不努力或成绩不好让你们焦虑。我深深理解你们的焦虑，在一个别无选择的教育现实面前，你们的焦虑其实也是我的焦虑，没有哪一个教师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努力进步，也没有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业有成。但是，我们是否想过，当毒牛奶毒大米问题肉问题菜等等不断得到曝光和关注的时候，有多少人关注过我们教育和精神层面存在的“食品”问题?

　　虽然你们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很简单，但我不会责怪你们，从内心来讲还心存感恩。我感谢你们，因为你们让我能够更好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到底是我错了，还是我们对教育教学有不同的理解?让我有了一次静下心来深入解读自己的机会。我的误区可能就在于，不是所有人都是同道者或能够理解你的价值追求，也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解读常识的能力。但我清楚：盲人是不能给盲人带路的，以己昏昏，焉能使人昭昭?我爱每一个孩子，就像你们爱他们一样。他们其实都很优秀，有些能力卓越超群，常常让我感叹自己这个年龄时和他们的差距，只是在量化评价中他们的成绩可能并不如你们所愿。但你们想过没有，当一种评价体制只剩下一个刚性标准的时候，这对他们的心灵是多么大的伤害!难道一个健康快乐的生活不重要吗?

　　我告诉孩子，要常想三个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没答案，却最有意义，它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引向高处。我告诉孩子，生命本无意义，要找到意义，须有信仰，而信仰是一生的追求。年轻时要有功利心，年长要有超越心。人生要核算，加减乘除要计较，因为人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每一步都要认真，人生的近目标和远目标要结合。我让大学生进班搞理想教育，就是为了让学生有人生目标。

　　我只是想真诚地告诉各位：教育就是成长，生命只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完善的过程，每个生命都会成长，每个生命也会走向自己的成功，而成功也是一个过程，不是那么可怜。不要预支焦虑，生命需要开阔，观念需要解放，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解放人，不是为了限制人，教育也要遵循自然、自主、自由的原则。

　　孩子的生命是自己的，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不要把孩子的成功和自己的面子捆佳节又重阳绑在一起，任何人都不可能用他人的“成功”掩盖自己的失败，过强的意志很可能带来理性的错误，导致我们看不到更高的价值。

　　我知道有许多孩子会向家长介绍并转述我的观点，我不知道孩子是怎么转述的，我只知道许多孩子“文集”上记录的我的一些“语录”是错误的，或不准确的。

　　我推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希望孩子听话的家长因为孩子不再“听话”而迁怒于学校，我知道还有几位优秀的老师也有“被上帘卷西风访”和“谈话”的经历，说孩子竟然和家长辩论，要和家长讲什么“人格平等”，“道德地位与法律地位平等”，家长的地位受到了挑战。我要说的是：每个生命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叛逆期和青春期是伴生的，难道“听话”就是评价好坏的唯一标准吗?孩子的独立思考、大胆质疑的精神难道不值得肯定吗?

　　要让孩子成长，不能只让孩子“听话”，还得让孩子学会思考。

　　当然，没有哪一种教育天然就是最正确的，只是在于人的理解和选择。我们要反思传统的教育，是否让生命充满使命感，而忽视了命运感?如何才能焕发这个民族的创造力呢?

　　说了这么多，我只是希望家长认识一个“人”和他的苦心，借此也谈谈多年来我对教育的一些思考和探索，和各位家长有精神上的互动与交流，也不希望家长把我看得多高。我只是一个普通教师，没有那么多头衔，也没有那些华丽的宣传标签，我只是不甘心仅做一个“经师”，更希望做一个“人师”，成为一个有思想追求的教育者，使孩子们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自己创造自己的人生。

　　说得不对之处，欢迎家长批评指正。我对家长的监督和关心表示感谢，对家长的误会表示理解，彼此都不用遗憾。因为误会本是世界的构成部分，只要心是热的，观点不同可以探讨。

　　我也愿意成为各位家长的朋友。

　　面对这封中学语文老师写给家长和学生的“万言信”，你也许是用家长的心情或者学生的感受，抑或是一个关心教育问题的普通人的心理来审视。但不管怎样，关注就是力量，希望你我能够共同让我们的教育更加美好，期待您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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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各位龙年新春快乐！

官方同意释放被捕村民，交还薛锦波遗体以及承认村民理事会的合法性，是乌坎事件向着缓和方向发展的转折点。虽然乌坎村民理事会本质上是村民委员会，在法理上仍属于政策范围内的村民自治制度，它的特殊之处在于是在完全不受政府控制的环境下成立的，所以，其合法性得到承认仍可看作是广东官方在中国现行政策范围内的最大诚意，是大环境下的小气候。这一点被很多人赞扬，并希望以此为契机，涌现出无数个乌坎。但是乌坎事件的这个局面，其背后有着微妙的形成机制，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或许可一探究竟。
　　“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渊源是马克斯·韦伯。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更强调动机的纯正和手段的正确；而工具理性则偏重于理性的行动达成目的，强调目的的实现，而忽视价值观。
　　现实中，中国并非朝鲜式的家天下，也绝非全凭长官意志或裙带任人唯亲，中国仍然有着传统的“上级软性票选”机制。这种机制最常见的体现就是各地GDP的竞争和地方稳定的考察。虽然这种非制度性的上级软性票选，造成官半夜凉初透员眼光朝上，滋生出很多包括截访在内的不正常现象，但这些现象其实反而证明了这种上级软性票选机制的存在。
　　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政治民瑞脑消金兽主发展，意识形态淡化，为了争取民瑞脑消金兽意并最终争取上级软性的票选，官半夜凉初透员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和倡导的价值体系，以职位升迁为目标的工具理性取代原教旨的意识形态成为了最大的行为原则。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在当下中国各地看到的意识形态现象，并非忘记了过去极左的意识形态的伤痛，进而去倡导左；也非憧憬民瑞脑消金兽主自由的愿景，而倡导开明，实质上都不是原教旨导向、而是工具理性为导向的意识形态化，目的在于民瑞脑消金兽意，并最终，在于“上级票选”的竞争。所以，这种意识形态是多变的，不稳定的，最终在于利益而非价值观。但是，客观来看，和原教旨意识形态动辄不顾国情民瑞脑消金兽意搞大规模社会实验相比，这种方式不仅依赖上级认同，也还要争取民瑞脑消金兽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和西方竞选中向选民许诺具有相似的性质。所以，这种专注于自身利益的工具理性非但不是政治退步，反而是一种政治进步。
　　而广东今时今日的小气候，正是工具理性之下路径依赖的结果。广东之所以成为开明地区，一方面因为广东得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有着较为发达的经济。更重要的是，当重庆唱红打黑声势浩大之时，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广东就已经“被路径”到了“开明”。当广东被绑定了开明作为竞争纲领之后，路径依赖中广东的工具理性不仅在于民瑞脑消金兽意和舆佳节又重阳论，更在于在中国大环境中凸显广东模式的优越，得到更高层次的中国大环境的认可，以此取得竞争优势所以。所以，广东此次展现出来的最大善意和诚意，如果从历史、当前、乃至前段时间的中国的政治形态分析，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例，而是一个基于路径依赖的工具理性的选择。
　　这种局部和部分的开明是突出于中国大环境的，也必然受大环境的制约，并和中国的大现实、大环境产生极其复杂的互动。从朱6点到朱5点的变化，正是这种微妙的体现，既有意识形态的惯性，也有和中国大环境互动中的竞争焦虑。
　　但是，应该看到，这种工具理性并非如西方政治制度那样扎根在选民，其导向和根基更多的在上级的软性票选，只是中国大环境下的差异化竞争方式，最终以大环境为转移。这也就是说一旦超过一定底线，当工具理性的根基的态度发生改变，地方不能再从这种模式中汲取竞争优势，反而被拖累，那么工具理性的方向也会发生根本转变。所以，最终是局部影响大局，还是大局限制局部，其作用过程可谓步步惊心，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而事情却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开明之下，一个地区的社会政治形态会有着自身的规律。开明意味着管制的放松，广东之前放松对民间组织的管制就是一个典型的现象。随着对舆佳节又重阳论、社会组织的宽松，各种言帘卷西风论会纷纷出现，其中，难免有些言帘卷西风论过激而不容于整个中国的大环境；其次，媒体出于资本的规律性，难免喜欢负面新闻，造成越放松、地区负面报道越多的局面，甚至可能造成群佳节又重阳体事莫道不消魂件的增多。实际上，这些现象的原因不是开明的政治模，而是长久以来积累的矛盾，但在更高层次的中国现实的强烈稳定需求下，不管是过激的言帘卷西风论、负面新闻还是群佳节又重阳体事莫道不消魂件，都可能引起强烈的反弹，最终造成地区竞争力的下降，形成逆淘汰。
　　村民理事会长林先生也许清晰的看到这一点，所以，明晰经济诉求、收缩政治性口号，并发出告媒体书。以此，他们在满足自身合法利益诉求的过程中，才能同时为成为广东地区汲取竞争优势的根基，达成双赢。如果接下来的事情继续向这方面发展，乌坎事件，才有可能不仅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亮点，而且成为堪比小岗村的历史事件。
　　但如果舆佳节又重阳论过度渲染，并 ** 不断复制。一旦各种群佳节又重阳体事莫道不消魂件的发展超越在中国大环境下广东小气候所带来的空间，不能证明广东的优越性，反而有可能会被归咎到广东模式，证明广东模式的缺陷，为中国大环境所不容。那么，地方官半夜凉初透员的工具理性就彻底和民众的诉求分道扬镳。这样就会出现此类结局：对类似事件，政府会更加强硬；广东模式被证明不适合中国；并且，可能进一步影响广东开明模式的发展。最后，逆淘汰发生，开明的被不开明的淘汰，法治被人治淘汰。
　　其实，20多年前，在中国，已有过一次逆淘汰。
　　但是，出于媒体、舆佳节又重阳论、社会组织的规律，这种整体环境下的局部、部分开明模式被逆淘汰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要想避免这个逆淘汰的发生很难。但也并无全无可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和组织的主观能动性也能起到作用。首先，媒体要有意识的自制，不过，这违反媒体的资本规律，很难。“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说法，也许正是体察到了这种逆淘汰之后的对媒体的一种诉求。二来，则靠民间组织的发展。因为无组织、或弱组织化的群佳节又重阳体事莫道不消魂件中的群体无意识占主导地位，无法和地方政府有效、理性的沟通，而一个取得群体公认的，票选的民间自治组织则更加理性，所以民间组织非但不是不稳定的根源，反而是稳定根基。此次乌坎村“告村民书”以及一系列作为就证明了这一点，毕竟，中国社会基层的长者比血气方刚的学生和悲情的书生要睿智得多。
　　顺着这个思路下去，不难发现，乌坎事件在现阶段并不具备可复制性。如果短期内再密集爆发类似事件，都很可能影响中国的大环境，从而使工具理性的根基发生改变，导致逆淘汰再度发生。这对中国整个民瑞脑消金兽主进程和基层自治都不是好事情。所以，那些高歌乌坎，并企盼此为发端继而进展的呼声，即使没有什么目的，也是极为幼稚的。对于这一点，乌坎村民是清醒的，不但在事件之中有意识避免过激的口号，在事件之后，对于广东政府从中获得“竞争优势”的行为也采取了配合的姿态。广东急于总结“乌坎经验”甚至提出“乌坎模式”，变坏事为好事的急切心态可见一斑，这正是以“汲取竞争优势”为导向的工具理性的典型体现。但这并不是坏事，实际上，政府每汲取一份优势，每总结一次经验，每提出一个类似的“乌坎模式”都会对下一次广东甚至其它地区应对类似事件的方式产生引导和制约。这种路径依赖延伸下去，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一件好事。